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稳增长，中国经济如何蓄能加力******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

　　预计明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会加快恢复，经济活力加速释放。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稳增长，中国经济如何蓄能加力

光明日报记者 刘坤

　　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市场价格总体平稳，新动能持续成长。1至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在哪些方面发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山西运城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生产流水线。闫鑫摄/光明图片

　　1.稳经济各项政策效应逐步释放

　　“政府今年发放了几轮电子消费券，让我们中小商户受益良多。”上海一家小店老板说。

　　今年以来，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及时出台，各项政策持续加力。多地发放餐饮、零售等消费券，多措并举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1至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25.3万辆和606.7万辆，同比均增长1倍。

　　“促进消费一系列政策对稳定车市增长起到明显的作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说，11月，新能源汽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月度产销再创新高，分别达到76.8万辆和78.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5.6%和72.3%。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用好用足投资政策工具，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截至11月底，已审批核准10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1.5万亿元；两批共7399亿元金融工具支持的2700多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全年64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全部下达完毕。

　　11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全国加力振作工业经济电视电话会议，对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工业经济进一步作出部署。“四季度经济运行对全年经济十分重要，需要政策发力稳增长、提信心。”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当前，各地各部门正在努力抓住时间窗口，促进各类政策举措全面落地、充分显效，推动经济运行进一步好转。

　　山东省拟定于2022年12月中旬至2023年1月中旬，分批次组织企业赴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欧盟等地开展系列经贸促进活动。重庆市近日印发支持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十二条措施，最大限度帮助中小微企业走出生产经营困境。11月，深圳市出台24条措施支持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近期，面对新情况新挑战，各地区各部门落实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和新十条等措施，不断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同时，加力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各项政策效应正逐步释放。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经受住了超预期冲击因素的影响，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潜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就业物价基本平稳，经济回稳向好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速有望持续回升。

湖南宁乡食品加工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新华社发

　　2.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所说，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彰显大国担当的主动选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认为，扩大国内需求发力点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要明确消费重点，引导消费方向，实现消费拓展。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出行消费的潜力，积极发展服务消费。可以预期，明年我国必将迎来旅游业的恢复性增长热潮。

　　宁吉喆表示，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经济更好恢复发展，有针对性地增加居民各类收入。要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机制创新，进一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

　　“相信在着力扩大内需等各项政策的作用下，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明年我国经济一定会迎来整体好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宁吉喆说。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从国际看，乌克兰危机延宕发酵，全球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突出，世界经济可能面临滞胀局面；从国内看，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社会风险点增多。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介绍，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将给经济恢复带来重大积极影响，预计明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会加快恢复，经济活力加速释放。

　　韩文秀表示，今年已经出台实施的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结构优化政策，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政策效应将在明年持续显现。明年还要根据实际需要陆续出台新政策、新措施。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同向发力，将积极促进经济恢复发展。另外，今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客观上造成今年经济基数相对较低，明年只要经济恢复正常增长，基数效应将对明年经济数据形成一定支撑。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韩文秀说，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一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装卸货物呈现一派繁忙。王春摄/光明图片

　　3.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部署要求，敢担当，善作为，察实情，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此次会议明确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有助于保持政策力度和强度，聚焦关键领域持续发力，确保明年经济稳定发展、实现合理增长。”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说。

　　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其中，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明年要继续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任务，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培育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强大带动能力，使之成为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的新引擎。

　　“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和自立优势，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在高端芯片、重大装备等领域，攻克一批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保证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王一鸣说，继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基础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工程化攻关，为自主创新产品应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持续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地见效，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进一步加快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重点领域消费加快恢复发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粮食、能源资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扎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链接

　　部分稳经济政策举措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着力挖掘内需潜力，特别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内需潜能，进一步做大国内市场规模。通过优化市场结构、健全市场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市场韧性，进一步做强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市场平稳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道路客运复工复产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健康顺畅舒心出行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坚决落实“非高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不得停工、停产、停业”的要求，全面恢复道路客运服务。严格落实对旅客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不再进行信息登记等相关规定。前期因疫情原因采取暂停道路客运服务措施的地区，要迅速组织相关经营者恢复运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关于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的通知》提出，要优化创业环境，优化市场主体登记办理流程，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等制度，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要培育创业主体，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意设计成果落地转化，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引导就业困难人员创办投资少、风险小的创业项目。

　　（刘坤整理）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15版）